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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影片《美满人生》（Singapore Dreaming）描绘一个新加坡家庭里，六个个人的梦想与挣扎：爸爸是律师楼小职员，面对生活，态度现实又尖刻，最后的愿望是成为高档俱乐部会员；妈妈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生活以丈夫、儿女为重心，几乎忘了自己是谁；姐姐为维持生计在职场上饱受剥削，眼下的梦想是有足够的钱让将出生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姐夫想当摇滚乐手，但为现实所迫，从军中退伍后只能转业卖保险；弟弟在求学、就业竞争上节节败退，但还想着功成名就的可能性；弟弟的女友爱拍照，为了爱情愿意无私奉献。在高速现代化、全球化、物质化的新加坡，他们身边绕着卑微的外籍帮佣与高傲的中小企业主；因为一场突发的变故，六个人中，有人希望破灭，有人获得实践梦想的机会…
尽管属性探触阶级差异、女权苏醒、文化记忆与身分认同等严肃议题，《美满人生》故事幽默、情感动人，在一年至多生产八部国产影片的新加坡上映后，马上成为卖座电影，青年老幼俱为其收服。
此片由胡恩恩、吴荣平共同编剧、制片、导演；胡是美国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吴曾为律师，两人俱出生、成长于新加坡，而今旅居纽约，既是夫妻，也是协作无间的任务伙伴。二○○○年创立讽喻时事的幽默站点「讲鸟话」（Talking
Cock）后，他们在新加坡大出锋头，不但于当地国会引爆争议，也获得《时代杂志》、《Wired》杂志、《经济学人》等国际媒体报导。荤腥不忌、使用语言既多样且复杂的「讲鸟话」，至今仍保有批判新普通话言政策、捍卫言论自由的前卫精神，胡、吴二人不仅将站点属性以字典形式出版成为快销书，更从该站点获得拍摄第一部剧情长片《讲鸟话》的灵感。
十月，《美满人生》获邀成为○七年女性影展闭幕片，胡恩恩与吴荣平造访台北，放映周报与其相约访谈，聊及两人踏上电影创作路的经历，亦分享拍摄《美满人生》的缘起与过程。
恩恩是大学助理教授，荣平从前是律师，您们两位从未受过专业电影训练，是怎么开端拍电影的呢？
吴荣平：二○○一年，有次从纽约放假回新加坡，一个朋友说他新买了部摄影机，刚好有个短片比赛，问我们要不要试试，我们就试了，花了一星期写剧本，在两天内拍了一部短片，后来居然得了奖。我们从未严肃思考电影，就只是单纯地想玩，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拍电影有兴趣，直到我们真的拍了一部电影。
在那部短片之后，我们用很低的预算拍了一部取材自网络笑话的喜剧，算是个长片练习，而那次制作过程就成了我们的电影课。一开端，我们不懂拍摄现场的行话、不知道剧本怎么写、不知道片怎么拍，一切都得学，而且得学得很快。拍电影不该犯的错我们在那部片里全犯上了，但它也成了天下最棒的电影学院，因为它，我们实际参与拍片的所有环节，虽然辛苦也学到很多。
电影开场运用许多空镜头来呈现新加坡的生活状态，从现代化建设一直深入到市井摊贩，这些镜头一方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场景，另一方面，也似乎透露您们对新加坡生活的感想，可以先谈谈这部份？
胡恩恩：新加坡确实改变得很快。电影开端的时候，镜头带我们站在外面看，现代都市和摩天大楼的景观呈现新加坡较观光、外在的形象，然后我们将外在观点转移到内部的日常生活，像一趟旅程。
吴荣平：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捷运、市场，是新加坡人每天都会看到的景色，此外，我们也想传递「这家人并不孤单的」的想法，这一家人是大社群的一部份，他们的生活里，有许多人围绕着他们。
电影中段有一景，全家人聚在一起晚餐，几个角色之间对话的语言相当复杂，做为台湾观众，我不是非常了解那之中牵涉的语言关系，似乎与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和历史背景有关，能帮助这部份吗？
胡恩恩：在新加坡，年纪较大的世代说广东话和福佬话，因为新加坡华人都移民自中国南部。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政府开端推行说普通话和说英语运动，「方言」不许再说，所以福佬话跟广东话渐渐从电视和广播中消失；这一代人，像我，还能说一点方言，但我弟弟就完全不会说福佬话了，我猜在台湾也有类似的发展。
写剧本的时候，我们想像，妈妈讲福佬话而且通一点国话；爸爸上过英语学校所以会讲一点英文；两个小孩主要讲英语跟国话，不太讲福佬话，跟父母也讲普通话，但有时候会跟爸爸讲英文，爸爸也会试着跟孩子讲英文，因为他认为英文比较高档。姐夫不会说普通话，因为他是「娘惹人」，也就是东南亚华人，只会说马来话和英语。
电影后段，试图逃避家庭和任务的姐夫和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有场对话，从而得到了一些启示，这女孩来自中国是个有意的设计吗？为什么呢？
吴荣平：因为姐夫跟我一样，中文很烂（笑）。
我们想探索全球化，也反省新加坡的内在问题。我们觉得自己是广义的「中国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华人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拿来自中国的女孩和新加坡人对比，呈现两种人在态度上的差异：姐夫基本上被社会击垮了，根本放弃了梦想；与他对话的中国女孩面对更多困难，却没一点屈服的想法。那女孩做的可能是世上最糟的任务，但她却比姐夫乐观──这也部份再现了我们对姐夫生活和梦想的评价。他代表某些我认识的人，我自己真的接过军中同袍打来的电话，问我要不要买保险，我常想，这不是很叫人难过吗？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有些什么感觉？但我们过的日子并不是最糟的，这是我们决定拍这部电影的理由。
胡恩恩：一九九七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让新加坡人深刻感受到亚洲经济布局彻底改变了，突然间，新加坡、台湾、南韩等过去的「亚洲四小龙」不再是经济领导者，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竞争增加了，外部的力量造成一种恐惧感，所以，姐夫与中国女孩对话的场景也多少在暗示这类感受上的变化。另一个类似的处理，是在弟弟去求职的片段，电影里，以旁白方式告诫他这社会非常现实的声音，也就是面试弟弟的主管的声音，我们让它带有一点印度口音，背后的设置，就是这主管是个印度人、一个享有跨国资源的精华阶级，他可能上过最顶尖的大学，然后到海外任务，这些最终都会指向新加坡人的「不稳定」感受，因为很多来自外部的竞争都来到我们的门前了。
《美满人生》在新加坡、纽约、西班牙都做过放映，三地观众的反应有什么不同？
吴荣平：大体来说，这部电影在新加坡获得蛮好的回响，是过去八年来最卖座的独立制片，一九九八年之后，新加坡的国片市场一直相当低靡，《美满人生》是近年第一部跨越某个票房门槛的电影，超出我们的预期。至于纽约，我们在国际亚裔美人影展获得观众票选奖，也已相当满足。
很多新加坡观众喜欢这部片因为它很真实，很多人写信告诉我，电影里的人物让他们感觉似曾相识。
胡恩恩：有人说，看完电影之后好几天都忘不了。我有个朋友甚至跟我说，她的父母是基督徒，看完电影之后，他们开端用圣经观点解读这部片，思考变老的意义和物质主义等问题。最教我们开心的，是很多人告诉我们，他们带父母和孩子一起去看这部片，电影院成了家人间互相沟通、了解的场合，我们很高兴这部片能牵动跨世代对话。
在西班牙圣赛巴斯汀国际影展放映后，有个观众的反应很有趣，他说他过去对亚洲的印象就是「禅」，以为亚洲人总是很安静、爱沉思，所以看到我们在电影里和他们一样地谈论着资本主义的问题，让他感到相当惊讶。
据说在《美满人生》之后，您们又完成了三个长片剧本，已经开端筹拍下一部影片了吗？
胡恩恩：是啊，下一个故事也关于全球化和移民，背景设在纽约，形式则是「超自然惊悚片」。
●「美满人生」电影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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