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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22 22:44: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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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祭战友魂，原一男着
扛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一进家门，我爸神色严肃地说，「我有几句话跟你讲」。这种态度跟他平常不太一样，因为他总是会先让我把东西放下后，才跟我谈话。于是我没有直奔房间，停下脚步、听他说些什么。 他说，「前两天跟你谈的那些事情，都删掉。」 我当场愣住，片刻后，一股火往脑门冲。若是这些访谈删掉，不仅这几个月白搭了，而且片子根本没有可看性。但我跟自己说，别生气，一生气起来，「女儿」的角色又压过了「纪录者」。 旋即走向厨房吃点东西，裹腹也缓冲心中怒气。到底怎么回事？我要去问个清楚。 回到客厅时，我问他：为什么要我删掉？ 他说，因为太敏感了，而且「你也跑不掉！」 什么！恐吓到我头上了？这下真的让我不满到家。坐回计算机前，我写了信跟指导老师说这件事情。主要的用意是希望，片子可否在不给我父亲看过的情况下，就直接放映？我的理由是，与其让他重回过去阴影，还不如让他不知我最后剪出的片子。 怎料，老师回了我信，发出了感叹：「在令尊对你讲这几句话时，你有想到这几句话都要拍下来，都要剪进片中吗？」看着计算机屏幕，被我爸掀起的怒气，这下更火，因为我又重蹈覆辙。 当下只记得自己的记录者角色，却没有拿起摄影机去跟他对话，就好像上了战场的士兵，却忘了带子弹。着实是桩蠢事。 日本「疾走制作小组」纪录片导演原一男在《全身小说家》娓娓道来拍摄作家井上光晴的过程中，也不时有错过第一时刻的懊恼发生。我用原一男的话安慰自己，连有经验的导演都会犯错，我就别太钻牛角尖了。只是想归想，但是这种懊恼往往可以叫人捶胸顿足上好一段时间。 我想，这或许就是拍摄纪录片的迷人之处。永远都做得不够。 策划这本书的全景传播基金会则以「痛苦又令人着魔的事情」来形容拍摄纪录片。 整个拍片过程，随着粗剪带出炉后，即将进入尾声。时间过得很快，我也还很不可置信地想着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即将诞生。「不可置信」的情绪中，充满了不安与质疑：我还有很多瑕疵、我做得不够、有太多太多失误在这过程中一再重复发生。 这之间，自己最严重的盲区就是，当我得到的回应是出乎预期，我的访谈就会顿住。我没有得到预期的答案，是因为我希望从受访者（我爸）口中「亲口、且清楚」地说出他的感受。 老师提醒我，电影不是论文，是艺术创作，所以要带着感性居多的方式呈现。 我的脑子是堵塞许久的马桶，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在这几月中彷佛鬼打墙般，老转不出来？还没拿摄影机前，我很清楚知道「论文」和「电影」不同，但深入制作后，竟然完全忘了这两者的差别。 原来，我一直不知不觉地用论文形式，进行拍摄属性。好的画面本身就有张力，又何须期待我爸这种年事已高的老人可以吐露出有逻辑有条理的谈话？ 面对摄影机，我是该再温柔感性点。「永远都做得不够」这种匮乏感，或许会成为下一部片子的根基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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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作丨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