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写文章的功力，再一次突显了民间的智慧胜于行政官员的决策思维。

在不久前写文章批评香港政府，当中指出「香港政府有自己的运作，民间有自己的适应方法。」环顾全世界政府的决策方式，基本上都离不开政府与民间的运作是处于两条平衡线状态，即便两者没有交集，各自运行，遇有问题，政府才开端重视决策后果带来的民间反弹。

极权国家（共产，专政）的施政手法，更明显地是平衡运作，政府的任何决策，除了没有透明度，便是完全漠视民间的想法与接受能力，领导强力地去推行，官员落力地去运行，不理民间的反对声音。香港政府亦趋向于这种运作方式，政府以果断的行政手段施政，漠视民间的反应，只要在民意有所反弹的时候，才愿意作出调整，否则不了了之，待有问题浮现了才会重新视图政策。这过程往往造成了浪费虚耗，决策失误时更成为民间与政府抗争的导火索。

民主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尤以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民间的参予，在沟通的过程中，民间的意见会获得重视，反对的一方受到尊重，抗争的力度相对地减弱。一些政策如果超过７０％的民意支持，便已经是很成功的政策。在言论自由的社会，充斥着大量父子骑驴式的途人，旁观者自有一套想法，而每个旁观者加在一起，父与子与驴便受到别人的七嘴八舌的议论。

台湾不单享有言论自由，而民间亦积极惯常地七嘴八舌去讨论政情；亚洲地区实属罕有。台湾的行政院不能不重视立法院的意见，立法委员亦相当地重视民意取向。不过立法院作为民间与政府间的沟通桥梁角色作用有待评估。主要在于台湾的蓝绿恶斗，除了靠八卦周刊，匿名信来问政、在立院打架、蓝绿互相辱骂斗大声、绿营极力批斗官员、拿些似是而非的曝料来哗众取宠外，真的看不出问政水准有甚么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