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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言之痛
2016/12/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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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我依旧是一早就抵达病房,仔细阅读了其它志工写的访谈纪录、在纪念牌位前默祷、煮咖啡、清理厨房、启动洗碗机之后,正要开始到病房探视病人时,正好遇上营养师伊凡。她问我是否已经去看了300病房的张太太(非真名)

已快接近退休年龄的伊凡,是法裔加拿大人,精通多种语言,和蔼可亲,对病人很好,对华人,尤其是台湾人,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也许是因为她家曾经几次提供给台湾来的学生膳宿(Home Stay),而这些学生回台后也曾经邀请过她到台湾观光,让她对台湾有很好的印象。她常笑著对人说:她已被台湾领养了。

伊凡告诉我说:来自中国东北的张太太不懂英语,和团队沟通要靠懂得普通话的志工;而且,家人也很少来看她,让她非常孤独、寂寞;在病房里,除了与病魔搏斗,饱受身体苦痛的煎熬之外,还要忍受象是被家人抛弃般的哀愁与怨恨。

伊凡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刚刚就读到有一位华裔志工大略写了她几天前和张太太访谈的经过;说她住在医院很不习惯,希望快快病愈,以便早日回家云云。

于是,我答应伊凡先去看这位张太太。

300病房的房门敞开著;里面护理师维琴尼亚站在床边,正准备为病人量血压,可是,张太太两只瘦得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在空中飞舞、乱抓,好像在努力抗拒著。维琴尼亚说了什么,张太太也不清楚;两个人就有些拉扯。我三步并成两步,赶快进去了解一下。

看到我,护理师和病人都停下了手。张太太先告状:「这个黑人打我!」维琴尼亚来自菲律宾,肤色较黑,在张太太口中竟成了「黑人」!我啼笑皆非地跟她解释说护理师只是要为她量血压而已;绝不是要打她。维琴尼亚有些委屈地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张太太不让她量血压。

虽然张太太来自中国东北,讲的话与普通话接近,但是,她说话时,好像口腔的后方无法控制,说出来的话有些含糊、难懂,因此,我常常需要请她一说再说,才能猜出她的意思;这也让她有些不耐烦,我也只有一再道歉,请她多包涵。

经过三番两次探索,我终于了解她不喜欢量血压的原因竟是「手臂都压束得太紧;非常疼!」就只好如此跟维琴尼亚解释,让她清楚。她听了点点头,却又说张太太是「比较难搞」的病人,因为沟通不易,她动不动就用手拉扯。维琴尼亚说著,用手比划了一下。

「她胡说!我才没有打她呢。」张太太看着,以为维琴尼亚在说她打人;我只得又耐性地向她说明我和护理师在说什么。

维琴尼亚说她等一会儿再来,就离开了病房。我发现张太太的早餐餐盘已经摆在小几上,就问她要不要吃早餐;吃过之后,好让护理师量血压。她说她累,吃不下。我就请她先休息一阵,等下我再过来看她。

离开300病房后,趁著伊凡有些空档,问她张太太的家庭背景。

原来,48岁的张太太已与先生仳离,目前和一个未婚的妹妹同住。她罹患的是子宫颈癌,已到末期,而且也已扩散至多个其它器官。不久前由妹妹陪同自癌症中心转过来后,就不曾再有其它家人来过,虽然由家系图知道她另有子女各一,都已成婚,各组家庭,而且都住大温地区。伊凡说:团队曾与张太太的儿子连络过,告以她语言不通、亟需有人陪伴的困境;哪里知她儿子竟说:「你们那儿不是有志愿者吗?可以请他们多陪陪我妈啊!」自己说得理直气壮,却令他人听得气结!更使团队为难的是,他请大家不要让他妈妈知道自己的病情;说:「她若明白真相,一定会难受得不想活的。」最后那句话加重语气地重复说了两次。

病人有知道自己病情真相的权利,这本来是西方医学界的认知,这么做为的是让病人,尤其末期病人,对于本身心灵适应、未了俗务以及身后诸事等可以及早准备。东方人的传统,好象是因为怕病人受不了,于是尽量安慰、蒙骗,以致有些病人濒死时惊慌失措、悔恨莫及,甚至死得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想想,的确让人扼腕!

走出张太太的病房,我到护理站拿了一套英、中对照的双语纸片;上面有病人可能用得著的单词以及句子,例如:我头晕、我想上厕所、我想见医师等等。护理站有多套英语与其它语言对照的这类纸片,以供英语沟通有问题的各族裔的病人使用。

回到300病房,我见到张太太静静地躺在床上,两个眼睛却睁得大大地望着天花板。我轻敲了一下门框之后,就走了进去。扬了扬手里的卡片,我告诉她:有了这个,沟通就会方便多了。她听了也很开心,慎重地把几张纸收妥之后,说了句我没听懂的话。我请她再重复一遍;她突然想起她刚收好的双语纸片,急急拿了出来,就指著第一页上的玻璃杯的图样。

「你想喝水?」我试著问她。「是啊!麻烦你。」这次我听懂了她说的。可以沟通了,她欣慰地笑著回答。知道她要冷水,我一边往冷水机走去,一边为同样是华人,竟也要靠双语纸片沟通而觉得有些好笑。

喝过了水,张太太指了指放著餐盘的小几,又说了好象是「肚子饿了」的话。我就把带轮的小几推近病床。看看餐盘里有装著水煮蛋的大盘、一碗燕麦粥,以及果汁和牛奶等,我问她想吃什么,她说要燕麦粥,还要我把牛奶倒进去,再加热。

我把那碗加了牛奶的燕麦粥用厨房的微波炉温热之后,端回病房,并把她病床的上半部调高,让她半坐着,以免稍后被食物呛到。看她一身瘦弱、疲累,我说我可以餵她,但是她坚持自己来。然而,她巍颤颤的枯手才掏起一小匙的粥,还没送到口,就洒出了大半。她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把汤匙给交给我。

我把一小匙燕麦粥小心翼翼地送到她唇边,她「簌!」的一声想把粥吸进嘴里,却因太过虚弱,「簌!」了几次,仍然无法如愿。我见状,只好把小匙送入她的嘴里。虽然燕麦粥在嘴里面了,但是张太太却仍然得花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将那一小口吞咽下去。她显然是饿了;那一小口粥好不容易才咽下肚,她又把嘴巴张得大大地,等著我餵她。就如此,一小碗燕麦粥花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吃完。然而,大概吃这一点东西已将她仅剩的精力几乎消耗殆尽;只见她整个人累得瘫在半直立的床上,动弹不得,眼睛也闭了起来;看得让人心疼、不舍。

等了一会儿,确定张太太的确是睡著了,我悄悄地离开病房,计划等一下再来看她。

后来几次经过300病房,发现张太太依然睡著,我就轻轻地将她的病床调平,以便她可以睡得安稳些;一直到我下班前,她都没再醒来过。

那天夜里,张太太在生命末期竟然还需要忍受种种难言之痛的情景,在我脑海里盘旋不去:周身疼痛,通体虚弱,语言不通,家人不理。虽说安宁病房旨在提供末期病人在身、心、灵方面妥善的照护,以便于他们在死神来临前,能够有尊严地安度寥寥无几的时日,但是如果病人的家庭无法配合的话,吃亏的绝对是病人自己。这岂是病人家属所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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